我们都清楚,真正的学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有经过反复练习,在 “理想难度”(Desirable difficulty)的打磨中,大脑才能深度加工信息,学习效果才能真正落地。那些唾手可得、毫不费力获得的知识,终究只是蜻蜓点水,稍纵即逝,难以内化为自身的能力。可如今,生成式人工智能(AI)的出现,让学习中的许多难题变得易如反掌,舍难取易的诱惑也愈发强烈。当做题卡壳、写作犯难时,年轻学子会做出怎样的选择,早已不言而喻。
这几年,调查学生是否用 AI 完成作业,已然成为教师日常工作中耗时费力的一环。我们不断调整作业设计,试图规避 AI 剽窃的漏洞,却始终面临 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 的困境 —— 学生总能找到更新版的 AI 工具,精进剽窃技巧,搞得许多同事身心俱疲。事实上,无论作业形式如何调整,有些基本功的评估始终无法替代,比如写一篇段落分明、逻辑清晰、文笔通顺的文章。毕竟,清晰表达观点的能力,是每个学生都必须锤炼的核心素养。可偏偏这类作业,最容易被 AI 轻松生成。无奈之下,教师只能牺牲原本可用于教学拓展的课堂时间,亲自监督学生现场完成写作评估,只为守住学习的底线。
当然,我从不否认 AI 的价值 —— 它完全可以成为辅助学生锤炼逻辑思维与写作能力的好帮手。我曾亲自尝试与 AI 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,也曾模拟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与它畅谈,结果常常惊叹于它的敏锐:每当我的思考片面、逻辑松散时,它总能温和地指出不足,并提出更全面、更严谨的论点,让我深受启发。
但我始终坚信,想要在自学中借助 AI 获得真正的提升,学习者自身必须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批判性思维。唯有如此,才能与 AI 一来一往地对谈、辩论,在思想的碰撞中深化对事物的理解。就像我曾请 AI 以 “西施” 的身份,与我扮演的 “东施” 对话,那场交流既有趣味,又富深意。可若是学习者只知道 “东施效颦” 是 “盲目模仿会暴露缺点”,却对这个成语的典故、背景一无所知,便无法理解 AI 扮演的西施为何会说出那些话语,自己扮演的东施也无法将对话延续下去,更谈不上从中收获成长。同样,用 AI 学习英语,有扎实文化基础与缺乏文化积淀的学习者,最终的学习效果,必然天差地别。
在教育领域,AI 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?又该在何时介入学生的学习?在我看来,这两个问题远比 “使用哪些 AI 工具”“如何使用 AI” 更为关键。布鲁姆认知学习分类法(Bloom’s Taxonomy),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参考框架。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,越应该先筑牢记忆、理解的基础认知,再逐步接受应用、分析、评价、创造等高阶思维的初步训练。而这些基础的建立,离不开实物操作、真实语境中的互动 —— 与长辈交流、与同伴嬉戏、在游戏中探索,尽量减少对科技产品的依赖。在这个阶段,AI 不应扮演主导角色,更不能替代真实的陪伴与引导。
瑞吉欧教育理念(Reggio Emilia Approach)的创始者马拉古齐(Loris Malaguzzi)曾说,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,学校教师是第二位,而环境则是第三位。如今,孩子们所处的环境中,早已充斥着无所不在的 AI。这就要求家长和教师坚守自身的职责,绝不能放任 AI 取代自己的位置。换句话说,孩子对真善美的认知、待人处世的分寸、语言表达的基础,必须先由父母和教师亲手奠定。唯有当学生拥有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批判性思维,步入正规学习阶段后,使用 AI 时才能保持清醒 —— 懂得合理质疑那些看似完美的答案,能够有理有据地反驳 AI 的观点,倒逼 AI 完善答案、给出更清晰的解释。这种智力上的切磋、思想上的交锋,才是教师最期待 AI 扮演的 “助教” 角色。
无论 AI 如何发展,学习之旅从来没有捷径,做作业也无法一蹴而就。因为学习的本质不是休闲娱乐,不是追求即时的安逸与满足,而是一场需要脚踏实地、久久为功的修行。即便有 AI 工具作为辅助,学生也不能跳过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过程,不能省略那些看似艰难却能带来成长的 “苦头”。作为教育工作者,我们既要积极学习 AI 工具的使用,为学生的深度学习搭建支架、提供助力;更要坚守教育的本心,面对那些不肯下苦功、只想靠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的学生,勇敢地说一句:“哪儿有这样的事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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